年屆七十的陳玲珊女士(傅太),參與過不少義務工作,例如東華三院的「歡樂滿東華」、南朗醫院的善終服務等等。其中她於香港紅十字會甘迺迪中心擔任義工更長達三十五年之久。從創校校長方心淑博士到現在,傅太先後經歷了五任校長的領導。不久前,在該中心的推薦下,傅太獲得第六屆香港傑出義工奬。令她持續那麼多年默默投入到義工服務,背後的原因是出自一份感恩心。
不抱怨的人生
四十多年前,傅太的兒子志輝出世。與其他嬰兒不同的是,志輝將近一歲仍舊不懂轉身,也沒法坐著。「當時健康院要我帶志輝去看醫生,兩年內看了三次,每次都有一班實習醫生圍著他,講著我聽不懂的英文,也沒有人告訴我怎麼做。後來,醫生說,志輝是因為我血型(Rh陰性)的原因而出現大腦痙攣,導致部分腦細胞死亡,影響身體機能及活動能力。
「醫生解釋,假如志輝剛出世時,醫院有為他換血的話,那麼他的身體機能及活動能力便不受影響。發現志輝出現問題後,醫院嘗試替他做放筋手術,但是對情況已沒起絲毫改善。」回憶這往事時,傅太語氣澹然,看不出有任何怨懟。
傅太笑著說:「這已是不能回頭的事實。既然兒子是這樣,就要照顧他。只能順其自然,自己能夠做多少就做多少。」
從自利開始
當志輝到了適學年齡,傅太為他報讀甘迺迪中心。初時,學校只批准志輝試讀三個月。試讀結果是,「老師覺得志輝的記憶力不差,物理治療師則認為志輝做運動時不甚合作。」於是又給志輝試讀三個月。
但是三個月後,如果不獲錄取又該怎麼辦呢?當時傅太心裏盤算著:「假如有兩個情況差不多的同學,而其中一個同學的家長會到學校做義工,被校方收錄的機會肯定會高一些。」於是,傅太便向甘迺迪中心申請擔任義工。傅太自嘲道:「這樣的動機似乎有點自私。」
志輝雖然上學了,但是接送他一點也不容易。「那年我們住在香港仔的唐樓,每次接送志輝上學或回家,我都必須抱著他上下五層樓梯。從香港仔搭巴士到中環,再由中環乘搭校車到大口環。」雖然這幾句話只是輕輕帶過,但其中的辛苦不難想像。
「復康之母」的幫助
直到1985年志輝畢業,傅太替他申請庇護工場及宿舍。不過,好事多磨,他們等了四年仍沒音訊。其間,傅太的母親和志輝時常爭執。同時,雪上加霜的是與她同住的弟弟的遺傳性精神病復發,種種壓力令傅太患上肩周炎。
「甘迺迪中心的方心淑校長知道我的情況,便安排我到麥理浩(復康院)做物理治療,並要求新生精神康復會為我弟弟提供宿舍。由於我的情況緊急,方校長跟痙攣會磋商,要求盡快安排宿舍給志輝。」在方校長的幫助下,志輝的個案很快得到回應。
不過,辦理入舍的手續需時。為讓傅太安心治療肩周炎,方校長更破例安排已畢業的志輝回甘迺迪中心寄宿。對此,傅太表示:「方校長對我的恩惠,我一定要回報。只要學校有需要,我一定會回去幫忙。」對於「復康之母」方校長的報恩心,正是傅太擔任義工的動力。
輔助老師教學
傅太在學校裏擔當著「助教」角色。「學生的學習能力較弱,部分同學未能明白老師講授的內容。我會在他們耳邊重述老師教授的內容,牽著他們的手,帶他們寫字和認字,幫助他們學習。」
除此之外,每逢周一至五早上及周日中午,她還負責跟隨學校的復康巴士,到新界區接載中心的走讀生。「我幫同學扣安全帶,有時需要安撫學生的情緒。例如,部分寄宿生於周六、日會回家,與家人共聚天倫。回校上課時,難免捨不得與家人相聚的那種溫暖。」
這時,傅太會以「轉移同學的注意力」來安撫他們。「我跟他們相處久了,對他們的性格或多或少也了解。我會跟他們聊聊路上的巴士,給他們一點東西拿在手中。或者勸慰他們,哭泣的樣子不好看,再遞給他們紙巾擦乾眼淚,並叮囑他們車上沒設置垃圾桶,用過的紙巾必須帶到學校才能丟。這無非是給他們一點心理寄托,轉移他們鬱悶的情緒。」
傅太引述義工奬評審的問題:「打算在甘迺迪中心幫到甚麼時候?」傅太回答:「幫到學校的人手足夠為止。」
*原文刊載於《佛門網》2015-11-20,https://goo.gl/W6p8m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