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五明處」又稱「五明」，「明」是指闡明事物之理，「五明」即是五種闡明事物之理的學問。這五種學問包括聲明、工巧明、醫方明、因明及內明。聲明指文法學。工巧明泛指與技術、工藝、曆法等相關的學問。醫方明專指醫學。因明大致等同邏輯及知識論。內明就是講述佛教的義理。也就是說，五明處之中，除了內明是與佛教相關之外，其他都是世間的學問。
在訪問中，劉宇光博士指出，五明處是大乘佛教的全體知識，亦是菩薩德性實踐及攝化眾生的方便。他更表示，五明處是大乘佛教之所以為大乘的重要元素。然而，這個重要元素在漢傳佛教裏卻幾乎被遺忘。
所知障 ≠ 知識越多越反動
無論在上座部或者藏傳佛教，「五明處」的概念都極為重要。劉博士表示：「印度傳統、藏傳及東南亞上座部以五明處作為挑選、培養、考核僧侶及其他人才的準則。它甚至被視為『知識系統的框架』。」
相對而言，漢傳佛教徒對於五明處則沒那麼重視。有些佛教徒認為知識、學問會遮蔽智慧，障礙修道，他們稱之為「所知障」。甚至有的人認為，修學佛法必須放棄一切世間所學，消除所知障，這樣修行才能了悟生死。
劉博士認為，這完全誤解了「所知障」的真實義。他開玩笑說，這豈不是變成了「知識越多越反動」？他澄清「所知障」是指「知識的缺陷導致無法對事物正確了知及有效幫助他人。」劉博士表示，「所知障」這概念在大乘佛教中是獨特的，「作為菩薩道的實踐者，要參與知識建設，盡其可能擴大知識的涵概面；並在知識伸延的過程中，省思現有的知識體系，是否陷入停滯封閉或脫離了現實。菩薩道行者假如不這樣去實行的話，便是所謂的『所知障』。」明顯地，「所知障」不是對知識的敵視，而是基於宗教的使命，繼而要求自己履行對知識的承擔。
在中土被淡化的概念
佛教是重視知識的，這可從以下兩則佛經故事中得知。佛世時，佛弟子周利槃陀伽根器遲鈍，教他讀經，他記得前一句，卻忘記後一句。在慈悲的佛陀諄諄善誘指導下，周利槃陀伽證得了阿羅漢果。雖然他證得聖果，但是卻不諳開示，因為他缺乏知識，故證悟後亦不會說法。
周利槃陀伽雖然缺乏知識，但是不影響證悟聖果。然而，知識豐富會影響修道嗎？佛世時，佛陀的另一弟子舍利弗。未出家前，舍利弗便通達吠陀經典。當他出家證悟真理後，他能滔滔不絕地為眾說法。佛陀讚嘆他：「智慧第一」！從這些事實來看，我們便知道佛教並不排斥知識的。不過，當佛法傳入中土後，五明處被淡化了，甚至不再討論它。
劉博士建構兩個概念——「佛教社會」及「佛教社群」，來說明何以藏傳佛教及上座部佛教重視五明處，而漢傳佛教卻不再重視。他表示在「佛教社會」中，人們信奉佛教，生活中以佛教為主導，所以在佛教社會中仍保留知性的實踐。相反，在「佛教社群」裏，佛教在整體社會中只是眾多信仰中的其中一種，「不管佛教的規模多大，它都不能成為整個社會仰的主軸。
「佛教傳入漢地後，雖然成為皇家與貴族等不同階層的信仰，但是它始終不是國家文明的主軸。再者，在佛教傳入中國之前，中國已經有一套知識系統。這套知識系統亦為當時政府所探用，作為科舉制度、政治、社會價值的判準。同時，這套固有的知識體系，限制了佛教參與社群生活的公共向度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強調知性實踐的五明處，自然失去了它的實踐平台。也就是說，作為外來文明，佛教如果想在中原地區發展，則必須作調整知性的實踐。
「這只是我個人的猜測。」劉博士謙稱。不過對此「猜測」他也·舉出了實例：「當知性實踐不被重視時，信仰與體驗的成份便會凸顯出來。所以，當佛教傳到中國後，最鼎盛的思想便是禪宗和淨土宗。」其實，宗教的實踐除了超越言語的宗教體驗，還包括經典討論、名相解讀等等的知性實踐。假如佛教只剩下信仰及體驗的元素，劉博士認為「那便是一種缺乏知性參與的遺憾。」
五明處的起源
說起「五明處」的起源。劉教授指出，這個概念尚未出現於原始佛教及部派時期的聖典中，但是「沒有這個概念，不等同沒有此概念所指稱的內涵。」事實上，五明處的內涵在部派佛教中、後論書中早已具備：「作為知識體系，五明處總得有個文本作為載體。在部派佛教中，這個文本的載體是個獨特的文類——就是『論書』。在佛教傳統中，當談論書的時候，我們往往偏重於『阿毗達摩』。在說一切有部的論書《大毗婆沙論》，列出了五明處的實質內容，譬如說因明、工巧明、醫方明等等。這算是一種無『五明處』之名，卻有『五明處』之實的論述。」
劉博士表示佛教進入大乘時期，佛教徒對知識的態度出現了典範轉移：「早期佛教把五明當中的四明，看成是世間學問。直到大乘佛教，對四明的態度完全改變，認為它們不單純只是世間的學問，這點從《莊嚴經論》的『菩薩不學五明處，聖亦難證一切智』可以窺見。由此可知，這時期的佛教，已把『內明』以外的四明納入了菩薩修學的內容。」
雖然佛教徒以解脫煩惱為依歸，但是「對大部分人來說，在可預見的將來有誰敢說自己可以證悟涅槃呢？」劉博士反問。他於是補充說：「在趨向解脫的過程中，我們必須面對一個現實問題——在日常生活中，我們如何處理，乃至幫助他人因無明產生各種痛苦呢？以大乘佛教的角度，這當然是學習五明處。」
劉博士進一步解析五明處在大乘佛教中產生的必然性：「針對物質世界的某些苦難，菩薩道行者必須學習各種知識，才能有效地幫助他人。換言之，大乘菩薩之所以學習這些所謂『世間知識』，不是為了休閒，更不是學來賺錢，而是因為菩薩對慈悲的真實承擔，希望透過『四明』這重要的工具，有效地落實慈悲心，這便是大乘佛教要求菩薩道行者修習五明處的原因了。」簡而言之，菩薩是因慈悲心而學習五明處；內明以外的其他四明亦因慈悲心，從世俗的層面轉化為宗教知識。
五明處可視為僧團教育的制度
五明處是一種「德性實踐的工具」，是菩薩攝化眾生的要門，如《瑜伽師地論》說：「菩薩求法，當於五明處求。」然而，這不禁令人產生困惑：生命如斯的短暫，佛法卻如此浩瀚，要以短暫的人生探索浩瀚如海的佛法已並非易事，要學遍其他的世間學問更是難上加難。
劉博士先剖析一般人對「菩薩」一詞的刻板印象，再重新賦予他詮釋：「『菩薩』這概念容易落入個體層面。事實上，『菩薩』這個概念是以『五明處』來定義的，它不是指個體層面的，而是一個集合名詞，專指一群自於宗教動力，從事知識探討及承擔的人。所以，我們可以把『菩薩』這個概念視作一個有制度、有傳承的知識群體。
「至於『五明處』，我們可以將它視為一個『僧團的教育制度』，代表的是一個社群，不是一個獨立體，是一個宗教的知性群體。」他進一步列舉實例以作證明：「東南亞上座部或藏傳佛教的教育體制，是一個重要的向度。他們以『五明處』這概念，來制定、設計學科研究及教育，所以大家如果去藏傳的寺院參觀，便會看到不同的學院，學院包括醫學院，內明學院等等。」
以前社會依賴僧團來承擔五明處，不過現時社會不但毋須依靠僧團，便能承擔五明處，而且能提供比佛學院更為專業的各種技術教學。那麼，在現代社會裏我們應該如何理解五明處呢？佛經云：「若佛出世，若不出世，法性法住。」這是從諸法的恆常普遍性來說的。然而，這種普遍性一旦巧妙地訴諸成言語，或建構成名相概念的典籍，那便要依據無常法則而不斷變化了。因此僧團承擔「五明處」的角色，難免隨著社會背景的變化而有所改變。雖然如此，我們或許可以轉化「五明處」的內容。劉博士總結：「作為現代的佛教知識人，我們既有宗教上的使命，也有公民的責任，從知識的層面，讓現代社會諸多公共議題的學理思考和踐行，與傳統佛教思想展開有系統對話，借助這種互動，既使佛教傳統可以踐行於現代社會，也讓現代文明豐富傳統佛教的內涵，從而起到與現代人的各種困境更相關的作用，而這樣的相互轉化，應該更加契合原始經典的〈病相應〉。」
*原文刊載於《佛門網》2017-03-24, https://goo.gl/oG8Tx2